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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下崽摆酒设宴被礼金绑架的乡村旧俗铺张浪费-【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15:50:53 阅读: 来源:PBT厂家

在重庆市巫溪县,办酒席不仅存在铺张浪费的现象,而且在婚丧嫁娶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无事酒”,让老百姓苦不堪言。重庆市巫溪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丁柱功告诉记者,在当地,高考失利有“安慰酒”,出狱返家有“洗心革面酒”,小孩子还没出生就有“保胎酒”,连母猪下崽也要整个酒。

在重庆市巫溪县,办酒席不仅存在铺张浪费的现象,而且在婚丧嫁娶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无事酒”,让老百姓苦不堪言。重庆市巫溪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丁柱功告诉记者,在当地,高考失利有“安慰酒”,出狱返家有“洗心革面酒”,小孩子还没出生就有“保胎酒”,连母猪下崽也要整个酒。

有事没事,找个事就整酒,这在巫溪县还带旺了一个产业:喜宴会馆。这些喜宴会馆平时不接散客,专门承办酒席。原某喜宴会馆老板王永周告诉记者:“生意火的时候真的不得了,特别2013年那时候达到一个顶峰,每天晚上我觉都睡不着,我要考虑第二天的包席。”

在尖山镇的大包村,今年68岁的李福田,还保存着近些年人情往来的账本。记者数了一下,在2013年,李福田共送出去了39笔人情钱,平均一个月至少要喝3场酒。李福田说,自己一年挣2万元,除了自己的生活费,这个钱就送了人情。

通过村规民约禁止整无事酒

送出去的礼金多了,为收回礼金,自己没事找事也整次酒,这样就陷入了从怕吃酒到不得不吃酒,又到自己整酒的怪圈。那么,如何跳出这个怪圈,刹住整“无事酒”的歪风呢?

在塘坊镇的安乐村,记者看到布告栏里,整酒禁令被写进了村规民约。2014年4月15日,安乐村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禁止整无事酒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村民代表的同意。整酒禁令规定:除了婚丧嫁娶以外,村民不能举办或者参与其他一切整酒行为。

巫溪县塘坊镇安乐村党支部书记李吉文说:“规定比如说整什么搬家酒,你高山移民(政策)这一部分就不能优先享受。比如说低保,整酒以后,你就是达到了(脱离)贫困线的标准了,你就不能吃低保了。”

到2015年底,巫溪县298个村全部出台了关于禁止整无事酒的村规民约。

设置“总管”为奢靡酒席瘦身

巫溪县大包村的村民袁京福这些天高兴得合不拢嘴,因为他的儿子明天就要娶媳妇过门了。在当地,娶媳妇摆喜酒可是件大事,袁京福计划要摆40桌酒席。

近些年来,在巫溪县,人们办酒席的攀比之风和浪费之风越来越盛。巫溪县居民杜爱明告诉记者:“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剩菜剩饭你知道我吃了多久吗?足足两个月,还有许多的菜已经倒掉了。”

这次给儿子办婚宴,袁京福也不想丢面子,计划一桌酒席上24个菜,还要请婚车和乐队。

酒宴前前后后,有一个人很忙碌。他就是被大家称为“总管”的龚方清。龚方清是巫溪县司法所的一名退休干部,他既不是袁京福的亲戚,也不是同村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帮办酒席的人省钱。

这次婚宴,除了减少8个荤菜,龚方清还省掉了50个帮工的红包钱,这一项又省了1000元。龚方清说,这样不仅节约,而且恢复了过去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的好风气。另外,龚方清还省去了烟花、婚车和乐队,整个婚宴算下来节约了12000多元。袁京福说,自己一年大概收入五、六万元,这一万多就省下来五分之一了。

为了让办酒席的主人家既能少花钱又不丢面子,龚方清总结了七步节俭法,在他所在的尖山镇推广开来。而从2013年开始,巫溪县更是在全县范围内定期举办“总管讲堂”,让全县的总管经常聚在一起交流节约的经验。

重庆市巫溪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丁柱功说:“现在我们全县有500多名总管,他们在酒席上吹起了节约之风,既能为主人家节约银子,又能为主人家保住面子,让他们避免了‘踮起脚为人’的尴尬。”

镇党委委员计划摆宴敛财40万遭撤职

这些村规约束住了村民们,但那些带头整酒的党员干部,谁来整治他们呢?

袁太平,2008年当选为巫溪县文峰镇的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2014年11月,他乔迁新居,计划整一场搬家酒,他告诉记者:“计划办100桌左右,收礼金30到40万这样子。”

为了刹住当地整无事酒的歪风,2014年4月,巫溪县颁布规定,严禁党员干部职工以乔迁履新、升学参军、小孩出生等理由借机敛财。明明知道有这禁令,但袁太平还是以为经过这些巧妙的安排,可以蒙混过关。办事当天,袁太平自己为了避嫌,带办公室人员下去检查工作,让父母在酒席现场打理。

整酒当天,还没有正式开席,就从酒席现场传来了一个消息:上午10:30左右,县纪委下来了工作队检查。最终,袁太平被免职,并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自2014年4月,巫溪县开展“无事酒”专项整治活动以来,“无事酒”的场次比往年同期下降了90%左右,每年为老百姓节约人情送礼资金约10亿元。

以良好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

人情往来几乎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也要在保持传统风俗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巫溪的经验看,其实就是“上有政策,下有良方”。

一方面,要通过政策取向,引导人们尤其是党员干部带头减少铺张浪费,杜绝无事整酒,以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村规民约,想办法让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让村民不用担心没有面子,从份子钱当中解脱出来。移风易俗树新风,农民农村展新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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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结婚为什么热衷于随份子?

最近两年,90后新人也逐渐步入适婚年龄,不少人是请柬一封接着一封,就连周末都在赶婚礼的场。现在份子钱越随越高,甚至1000块钱都习以为常,有些人与新郎新娘非亲非故,也会莫名其妙地收到邀请。这就使随礼成了不少人的一种负担甚至困扰,也使真诚祝福变了味儿。

“份子钱”的来历

所谓份子钱,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原本并不局限于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寿、满月、动土、丧葬等等都可以凑份子,但是凑份子以婚喜事最盛。

“份子”也写作“分子”,是一个老词,打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流行。这种叫法,本身显示凑份集资、群策群力的风气。

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便是一例,四处募捐修祠堂,颇有古代乱集资、乱摊派的意思。

至明末清初之际,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这规矩打从明朝开始后,一直传到现在。但在古代,人们更习惯送东西给新人。

到清末民初时,送份子钱成为上流社会举办喜事必不可少的项目。尤其是满族八旗,为了体现身份更讲究送份子钱的礼节。老舍先生的小说《正红旗下》就描述过家里为了凑份子钱发愁作难的情景。

解放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送份子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结婚特别简单。 到六七十年代,不太流行送份子钱,但是亲朋好友会送暖壶、脸盆等生活用品。

改革开放后,人们手上也有了闲钱,随着商品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直接送钱为全社会所接受,送份子钱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

社会学者表示,“份子钱的起源和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在农耕时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盖房子、娶媳妇是大事,仅靠一家一户难以完成,形成了凑份子的模式,每户人家都送点儿礼、出点儿钱,帮助这户人家渡过难关,这是一种原始的互济互助的形式。

不光中国人凑份子,日本、韩国也有凑份子风俗,但是最早时含义都差不多,就是作为亲朋好友,出手帮一把,让喜事办成的意思。

越刮越猛的“随礼风”

时常听见有人抱怨:在发达国家有两件事情是逃不掉的,纳税和办公室政治,而有一样东西是中国人逃不掉的,那就是随份子。这年头,婚宴已经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贺喜事的宴会,变成了一份让人有些吃不消的“人情债”。

首先,要参加的婚礼越来越多。有时候你都想不起来谁结婚就会被发请柬。

有人调侃说,对有些新郎新娘而言,拟定请客名单,是他们这辈子记忆力和联想力最好的时候。请你喝喜酒也有可能是十年不联系的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最可能原因。

除婚礼外,生孩子、过百天、上大学、升职晋级、盖房子、搬新家、给老人祝寿……都要请客随礼,这在无形中增加了随礼支出,越刮越猛的“随礼风”让不少人难以承受。

另外,份子钱越随越多。有网友吐槽“红炸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作为年轻人的“必备支出”,如果某个月多遇上几个“好日子”,那就别指望过好日子了……

假如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在外地工作,工资是税后月收入4000元左右,扣去生活费用等支出,一个月结余大概有1500元。如果收到婚礼邀请,随的份子很多人钱一般在600元左右。若还要出席婚礼,那就还需至少700元的路费。而一趟下来,至少也要支出1300元。而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辛苦工作一个月,几乎存不下来钱。

更夸张的是,有些新人结婚直接讨要份子钱。去年,在宁波某论坛,一网名为“熊爱”的网友发帖征求意见,称一个不是很熟的老同学突然打电话邀请他去参加婚礼,他因为没时间婉拒后,对方竟然发来了账号,并明确提出建议价2688元。“我该怎么办?给还是不给?”“熊爱”表示十分纠结。该帖爆红的同时,引来板砖一地,很多人认为这是“借结婚敛财”。

为什么随份子会变味?

份子钱不得不随、越涨越高的原因是什么?

民间的习俗根深蒂固,人们通过办事儿、随礼寻求地位认同。人们普遍认为随份子的钱多钱少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起码证明朋友关系怎么样。有些人总会觉得送少了不太好,好像送的少了朋友关系就远了。

物价水平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份子钱的价码与市场行情是一种均衡的博弈姿态,价码总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直接送钱的行为深入人心,渐渐被全社会所接受后,随多少钱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换言之,当物价升高、人们的工资增加时,某种程度上讲钱会贬值,份子钱的数额自然会增加。以闽南为例,喜宴份子钱的总和,在扣除筵席开支后通常略有盈余,也就是盈头,调查每家每户大多如此。

除非主人执意免收红包,否则很少出现份子钱不够开席现象。何以出现这种好像精心设计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钱价码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说,按照当地物价及喜宴规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计,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

份子钱越随越多、红白喜事名目越来越多还源于人们的攀比心理。别人随1000元,自己随200元,面子上很过不去,既怕对方嫌少又怕别人看不起,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无形中被人情绑架。

此外,你办、我也办,礼尚往来逐渐跑偏,演变成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必然使办事儿的名目只增不减。

自己办事儿时,对方礼金随少了,或者是其他人家事儿办得太多了,自己的礼随出去的太多了,这样一来二去,难免有人会觉得吃了亏,于是自己也得逢事儿必办,甚至是大办特办,总之,一定要把随出去的礼收回来,先别说能赚多少,至少弄个本对本。

外国也有份子钱吗?

很多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随份子的习俗,只是随的东西、形式不一样而已。

美国

在美国,不兴中国式的“红包”,结婚通常不给现金,多数人会选择送陶瓷、床上用品等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尽管送结婚礼物不是必须的,但是大部分客人都选择至少送一点小礼物以示祝福。

据统计,平均而言,美国每对新人收礼200份,每份价值70到100美元。其中有些还是“团送”的,即几个人合起来送的。

有些情况下,一些新人也会收礼金。通常兄弟姐妹给三到五百。朋友、同事则基本按照“1年20元”潜规则,即相识1年的,给20元;2年的,给40元……通常到1百元封顶。若是从穿尿不湿开始一起长大的发小,最多给个2百美元。

英国

英国人结婚以送礼物为主,礼物贵重程度由关系亲疏决定,但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也可能会直接送礼金。据统计,英国人参加一次别人婚礼的平均花费是440英镑,大概相当于他们一周的薪水。平均每个英国人一年要参加5次婚礼,这就要花去2200英镑。

不过与国人不同的是,英国人参加婚礼最大的花费并不是份子钱,而是自己的服装费用。英国的女人们都会为参加婚礼专门购买新衣服,在每次参加婚礼440英镑的花费中,给新婚夫妇的礼金平均只有100英镑多一点,剩下的都被用于打扮自己了。

德国

德国人也很注重送礼,但他们一般只送礼品不送钱。不仅生日婚礼送礼,亲朋好友聚会也会送礼,夫妻父子之间也会送礼。礼品讲究经济实用,不太在乎钱多钱少。有时一束鲜花,有时一盒巧克力,再者一盒中国茶叶,送者不觉吃力,受者受宠若惊。

日本

在日本,朋友关系一般的,随份子的数额多为3000到5000日元,折合人民币两三百块钱;关系比较好的大约给1万日元,家里的长辈给得多一些,为3万到5万日元,或者稍微多一些。

日本人均月薪折合人民币约为2到3万元,所以亲友喜事“随份子”一般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负担。日本人送礼物只为表达心意,不是钱越多就表示关系好,价格越高只能证明长辈或领导级别很高,出于对晚辈或下属的照顾,他必须比别人出的多。

韩国

在韩国,春季和秋季是婚丧嫁娶“随份子”的旺季。韩国人“随份子”的数目也有不成文的惯例。例如,普通的关系给5万韩元,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关系好的给10万韩元。

最初,韩国人送礼金是为了祝贺或分担悲哀,并且为办大事而支出太大的主人公分担一点经济负担。但近年来韩国的份子钱上涨速度较快,大多数人韩国人感觉有点经济压力。

随份子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亲朋好友,同学邻居,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大家凑一把,添一份力量,既拉近感情,又能解燃眉之急,何乐而不为?随份子里,有着同喜同悲的感情。份子钱代表了一份祝福,但是钱永远不能代替感情,如果将份子钱的多少作为感情远近的标准,恐怕就丧失了人与人情感的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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